少校归来-赵振英

发布者:机械工程学院发布时间:2016-11-14浏览次数:473

少校归来

文章摘自《中国青年报》

赵振英

这间昏暗狭小的房间,摆上一张双人床和一张书桌就难以转身了;书桌上镶在镜框里妻子微笑的遗像,深情地凝视着房间的主人。屋子里除了寂静还是寂静,只有偶尔从窗外传来几声邻近小学操场上孩童的嬉闹声。

房间的主人名叫赵振英,今年已经93岁了。老人满头白发,尽管拐杖在手,走起路来却依旧步履蹒跚。在过去的30多年里,他谨言慎行,就连看到街边戴红袖章的保安,都会感到些许恐惧。

在此前相当长的岁月里,连他的子女都不知道,他们的父亲,曾亲历过中国百年历史上最为荣耀的时刻,并在其中担任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。

194599日,中国战区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军校礼堂举行。这是中华民族近百年来抵抗外来侵略的第一次胜利,在这个最重要的历史时刻里,时任国民党新六军1440团第一营少校营长的赵振英,是投降签字仪式会场内外警戒工作的负责人。

南京受降仪式纪录片中的赵振英

这本该是少校个人历史上最为荣耀的一页。但在此之后,因为国民党军官身份,他被打成“历史反革命”,判刑、坐牢,妻子被迫与他离婚。出狱后,老人一直蜗居在北京西郊的一处居民楼里,并决定永远将这个“秘密”烂在肚里。

然而无意之中,一幅来自异国他乡的老照片,以及一本写满签名的笔记本,打开了这个老兵尘封已久的记忆。深圳的一家民营纪录片公司闻讯而来,历时近两年,为老兵赵振英拍摄了一部纪录片,名为《发现少校》。

 “历史就像陈年的胶片,免不了尘埃和划痕,甚至断裂。”这家公司的老总邓康延说,“在时隔65年后,能够为本民族的英雄找回荣耀,这也是我们的荣幸。”

一幅图片掀开一段历史

后来发生的所有故事,都与2006年初春的那个晚上,晏欢点开那个陌生的网站有关。

这个50岁的香港人,是建筑设计工程师,现居深圳。他外公潘裕昆,曾任中国远征军驻印军50师师长,先后参加过淞沪会战、粤北战役、缅甸战役,是战功卓著的抗日名将。

不过,小时候,晏欢并不十分清楚这段历史。他只是隐约得知,外公曾是国民党军官,平日里,总是沉默寡言,甚至有点老态龙钟。直至外公去世,他也没觉得外公和其他老人有什么区别。

一次偶然机会,晏欢看到一本介绍中国远征军的书。他吃惊地发现,外公的名字在书中被反复提起。他郑重地问母亲,才得知了外公的戎马一生。

怀着对外公的些许负疚,晏欢开始了一段寻找历史亲历者的旅程。在此后的10多年中,他一点一滴地打捞着与外公有关的历史,并渐渐成为一名中国远征军史的研究者。

2006年初春的一个晚上,晏欢像往常一样,在网上搜索与远征军相关的史料,无意间,他点开了一个陌生的美国网站。

在这个网站上,陈列着许多与远征军有关的史料。一页一页翻下去,晏欢突然间发现了两件此前自己从未见过的物品。

第一件物品是一幅老照片,照片上方有“陆军新编第六军军官俱乐部开幕纪念民国三十四年十月六日于南京”的字样,照片的背景是一处假山,数十名中国军官或坐或站,其间还有几名美国军官,有人端着酒杯,有人叼着雪茄,姿势各异,个个脸上洋溢着轻松愉悦的神情。

尼尔网站上的老照片

第二件物品是一个红皮的日记本,上面写有新六军许多军官的亲笔签名,晏欢从中发现了许多自己熟悉的名字。他们都曾是外公潘裕昆曾经的同僚或部下。

晏欢很快联系上了这个网站主人,是一名美国人,叫尼尔·葛顿南(Neal Gardner)。他父亲约翰·葛顿南(John Gardner),曾是新六军14师的一名美国少校联络官,于1986年去世。为了纪念父亲,2000年,尼尔建了这个网站。他把父亲从战场带回的所有资料和照片,一并放在上面。

征得尼尔同意,晏欢将这两件史料翻译并转发到了黄埔军校网上,并开始寻找老照片上的这些军官。他想知道,这些陌生的面孔都是谁?在这张照片的背后,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?

在此后数月里,陆续有数个照片上军官的后人联系上了晏欢。他们在网上看到了这张老照片,并一眼认出了自己的父亲。

但让晏欢有些失望的是,这些照片上的军官本人都已过世。这幅照片背后的故事,或将永远成为一个谜题。

然而,20084月,晏欢接到了一个来自北京的长途电话,长谈了一个多小时。接罢电话,晏欢突然间意识到,自己心中的这个谜题,终于“找到了最合适解答的人选”。

电话是赵振英的儿子赵精一打来的。

这年的春节,赵振英的一户远房亲戚来家中拜访。这对年轻夫妻对远征军那段历史颇感兴趣,他们在网上搜索老人的名字与部队番号,无意间进入了黄埔军校网,并看到了晏欢发表的帖子。在那个小红本上,赵精一看到了父亲的名字,尽管过了这么多年,父亲的签名依然没变。

于是,赵精一辗转打听到晏欢的电话,并在4月的这个夜晚拨通了它。

在此后一个多小时的交谈里,晏欢吃惊地发现,电话那头的老者,自称是潘裕昆的老下属,对于新六军与14师的事情如数家珍。更让他吃惊的是,老人还告诉他,自己曾是194599日南京日军投降签字仪式的警卫工作负责人。

放下电话,晏欢“兴奋得全身发抖”。他决定,马上去北京,拜会这个重要的历史见证人。

200851日,晏欢走进了位于北京西郊的赵振英家,也从此走进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。

见证最荣光的时刻

1937723日的那个下午,赵振英搭乘“七七事变”后的最后一列客车,离开了故乡北平城。

车上挤满了逃离北平的难民与学生。担心日军开火,车头上还挂了一面白旗。车过卢沟桥时行驶缓慢,赵振英甚至能看到,在远处的日军阵地上,有日军军官举着望远镜向列车观望。

铁路的这一边,是国民党第29军的阵地,中日两军处在对峙中,大战一触即发。满载着平民的客车从中间地带缓缓驶过,这个20岁的高中毕业生,心头突然涌起一阵“屈辱感”。

赵振英原本的理想,是想考入北京大学。但随着“七七事变”卢沟桥上的一声枪响,这个梦想被彻底击碎。从那一刻起,他和当时的许多热血青年一样,汇聚到抗日救国的历史洪流中来,立志要将侵略者赶出中国。

在此后的8年里,这个年轻军官的战斗足迹遍布多个省份——湖南、四川、广东、云南。由于表现优异,他一路晋升,19444月,27岁的赵振英随中国远征军入印缅作战时,就已经是少校营长了。

尽管作战多年,但多半时间他都在军部担任参谋。在出任营长后,自己的部队又始终被作为预备队使用,很少有真正上战场作战的机会,作为一名军人,这成为他戎马生涯中不小的遗憾。

然而历史很快给了他一个万众瞩目的机会。

赵振英所在的国民党新六军,被称为国民党军队“王牌中的王牌”,军长廖耀湘,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。19458月,抗战已接近尾声,蒋介石点名要求新六军进驻南京。他想用这支全副美式装备的威武之师,向投降的日本人展示中国的军威。

1945828日,赵振英的第一营从湖南芷江飞往南京。从跳出机舱踏上南京土地的那一刻,赵振英与他的士兵们注定将被载入史册——这是在历经了艰苦卓绝的8年抗战之后,第一支收复首都的中国军队。

随后,这个军衔为少校的营长又被上峰委派,负责194599日日军投降签字仪式会场的警戒工作。在许多参战部队眼中,这个任务被视为“中国参战军人的最高荣耀”。

作为一名抗战史研究者,99日南京受降仪式的全过程,晏欢原本已经十分熟悉,但赵振英的描述,又为他补充了许多原本不为人知的细节。

投降签字仪式的地点,是在南京中央军校的大礼堂。从礼堂门口一直到外面的大街上,每隔50米,就竖着一根旗杆,用蓝白相间的布条包裹,旗杆上挂着同盟国中、美、英、法、苏的五面国旗。

每根旗杆下,都站着一个全副武装、精神抖擞的第一营士兵,他们身着绿色卡其布美式军装,戴着钢盔与白手套,背军用背包,手持美式冲锋枪。为了防止走火,士兵的枪膛里并没有上子弹。

签字仪式时,赵振英的位置在日本代表团投降席的左后方,他的士兵遍布整个会场,这些士兵的人数与站位,是赵振英在前一天就安排好的,并经过了再三演练。

在签字仪式的10多分钟里,会场里唯一能够自由走动的,就只有赵振英一个人。他的任务,是时刻注意部下的军姿,防止出现意外。

更让晏欢震惊的是,在他带去的当时美国记者拍下的受降仪式老照片中,赵振英甚至发现了一个疑似自己的身影。

这张老照片的主体部分,是中国受降席与日本投降席,但照片的左下角落,在一排士兵背后,站着一个面孔模糊的军官,身着马裤,脚蹬长筒马靴,腰间别着手枪,打扮与旁人明显不同。

 “这个人有可能是我。”在赵振英的记忆中,作为会场警戒部队的最高长官,为了彰显军威,在受降仪式前些天,他特意到会场附近的裁缝铺里,订做了一套马裤制服。

而那张照片和签名本上的故事,赵振英也记得很清楚。

受降仪式后不久,1945106日,在南京的新六军军官俱乐部开幕。新六军营级以上的军官,都出席了。那个时候,他们是众人仰慕的英雄与胜利者,在最上方那排军官的右侧,赵振英找到了自己微笑的面孔。

随后,新六军中的美军联络官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,离开了中国。在走之前,约翰·葛顿南少校拿出了这个红色笔记本,让在场的中国军官在上面签名,作为对这段光荣岁月的纪念。

南京受降仪式,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为显赫的一页。这是近百年来,中华民族第一次在抵抗外族侵略战争中取得胜利。这也成为赵振英一生中最为骄傲的经历。尽管时隔60多年,老人依旧记得当时的心情。

略有些紧张,但更多的是兴奋!”老人的脸上不经意地流露出一丝自豪感,“从甲午战争以来,中国就没有打过胜仗,8年抗战,风餐露宿,终于把日本人打投降了!我能亲眼目睹这一切,荣耀啊!”

只是,当年那个年轻的少校营长不会想到,一度被他引以为傲的这分荣耀,很快变得黯淡无光。它先是被冲淡,然后被践踏,之后逐渐凋落,像落叶一样,被主人扫到内心深处最为隐秘的角落,一藏就是几十年。

少校变身工程师

在没有遇见晏欢之前,家人从来都不知道,赵振英有过这么荣耀的历史。

赵振英的儿子赵精一清楚地记得,200599日晚上,《新闻联播》播放了南京受降仪式60周年的新闻,电视机前原本沉默不语的老人突然开口说:“那个时候,我在现场。”

 “老爷子不会是老糊涂了吧?”赵精一和媳妇打心眼儿里不相信,在他们心目中,沉默寡言的父亲,怎么会有如此光荣的历史?接下来,他们也没有追问父亲。

晏欢曾问过赵振英:“为什么你不告诉家里人呢?这多光荣啊?”

 “我一直觉得这是臭史,是丑恶的历史。”老人的回答戳痛了晏欢,“你想想,要是不丑恶,后来为什么坐牢呢?好人能坐牢吗?”

在南京受降仪式后,赵振英只享受了短暂的两个月的平静生活。国共两党的内战一触即发,1946年初,新六军奉调北上,赵振英也随部队一起进入东北战区。

不过,这个少校营长已经厌倦了战争,他只想圆自己的大学梦。1947年,他参加了“留美军官考试”,并获得了沈阳考区的第二名。在赵振英的记忆中,日后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黄仁宇,“就是当年考上的幸运儿之一”。

但赵振英没有黄仁宇那么幸运——他最终落选,不得不返回部队。历史的大手,也把这支往昔的荣耀之师,推进了失败的深渊。1948年,新六军在辽宁黑山附近被解放军围歼,大部队被冲散,赵振英打扮成农民,趁乱脱离了战场。

随后,他一路南下,一直到杭州才停住了脚步。此时,已是1949年末。旧政权已被推翻,一个全新的政权,刚刚进入人们的视野。

赵振英在杭州租了一间民房,开始准备考试。因为高中打下的底子很好,他报考的5所大学,都寄来了录取通知书,最终,他选择了南京大学,成为工学院机械专业1950级的大学生,并在毕业之后,进入了一家国营工厂,成为一名工程师。

从士兵口中的“赵营长”,变成工人口中的“赵工”,赵振英一度以为,自己终于可以告别颠沛流离,开始平静的生活。

可他错了。

从“罪人”回归常人

1966年,“文革”开始,人们在赵振英的档案中查到了他的历史,从那时起,赵振英便陷入了一场长达10年的噩梦中。

每天早上,他上班之前,都要去工厂的传达室领上一块“反革命分子赵振英”的牌子,并把它挂在脖子上,下班后再交回去。革命群众随时都会对他发动批斗,他弯腰90度站在人群中,戴着红袖章的革命群众围着他,用木棍肆意殴打。

担心被人抄家,在一个深夜,这个工程师含泪烧掉了他的过往。那些战场上的照片、徽章、以及能够证明自己军官身份的文件,随着一阵火光,化为灰烬。

3年后的一天,两个警察出现在他面前,他们让赵振英在一份逮捕书上签了字,给他戴上手铐,将他带到了一个体育场里。这儿正在举行一场公判大会,在革命群众震耳欲聋的“打倒”声中,赵振英以“国民党反动军官”的罪名,被判了20年有期徒刑。

监狱里的日子是难熬的。一张大通铺,睡着10多个人,经常吃不饱。赵振英的活儿,是在一个烧砖的窑厂里,清理烧剩下的灰尘与碎砖。每天,他都要推着三轮车,在几十个窑洞里来回走,一天下来,全身覆满灰尘,只露出两只眼睛。

然而精神上的折磨,远远超过身体上的折磨。对于自己的罪名,赵振英始终“不服气”,他一边劳改,一边给法院写申诉书,经常处于恍惚之中。有天晚上收工回来洗脚,他没有脱鞋子,就把脚伸进了盆里。

寄出的十几封申诉书,如泥牛如海,一去无回,等来的,却是一纸离婚判决书。

赵振英的妻子宋玉岐,是1946年他在长春驻守时认识的。她出生于一个大户人家,还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女大学生。从哈尔滨医科大学口腔医学系毕业后,她成为吉林铁路医院的一名牙科医生,赵振英去那儿看牙,两人由此结识、相爱,并于一年后结婚。

夫妻俩的感情一直很好。赵振英心里清楚,妻子一定是不得已才作出这样的决定。果然,过了几天,儿子赵精一来探监,偷偷告诉父亲:“我妈让你放心,她不会和别的男人结婚的。”

事后,赵振英获知,妻子为了他受了许多苦。在那个时代,“反革命分子”的家属是抬不起头的,原本娇生惯养的妻子,被下放到河南劳动,白天打扫卫生,晚上挨批斗,批斗完了还不能回家,只能睡在写大字报的台子上,天气冷了,就用大字报盖在身上御寒。

1975年,这场噩梦总算终结。当年3月,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对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军官的特赦令,赵振英也在这个行列中。特赦后的第二天,赵振英便让单位开了封介绍信,与妻子复婚。

在这之后的20年中,这对历经磨难的夫妻,终于回归了平静的生活。

在赵振英的孙子赵悦眼中,“爷爷奶奶的感情好到不可思议”。从小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,赵悦几乎没见过老两口吵过架。记忆中唯一的一次,是奶奶想让爷爷多吃一块馅饼,爷爷不愿吃,“奶奶气得好几个小时没理他。”

赵振英和妻子在阳台上养了许多花——君子兰、月季、海棠……这个从小就在城市里长大的女人,很喜欢看花,在赵振英身体尚好的那些年里,每到春天,他就骑着三轮车,载着妻子,到附近的玉渊潭公园,手挽着手,在樱花树下一走就是大半天。

不过,在2005年后,赵振英就再也没去过那个公园。

这年的1218日,宋玉岐去世。临走的前一天,家人还听到,病床上昏迷的老人家,突然迷迷糊糊地说:“老赵,剩菜剩饭要 烫烫啊,每天记得要烧两壶开水。”

妻子去世后,赵振英没有将妻子的骨灰埋掉,而是将骨灰盒保存在卧室里,就好像老伴依然陪着他一样。他的愿望,是希望在他自己走后,家人把他和妻子两人的骨灰混在一起,装进罐子里,丢进大海。

直到今天,这位老兵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,就是到妻子的遗像前,和她说上几句话。这个习惯,他已经保持了将近5年。

 “我知道你在苦苦等着我,我也在每天怀念你,我们就快些到一起去吧。”老人哽咽着,眼角泛出隐约的泪花,“我不愿意留在这个大地上。怎么说呢?这个大地,对我实在是……太苛刻了……”

他旁边的镜框里,是妻子宋玉岐的遗像。这个慈祥的老妇人,一直深情地凝视着丈夫。

老人回归为老兵

如果说,是晏欢帮助赵振英找回了往日的回忆,那么邓康延做的事,则是把这个老人的故事留在胶片上,让更多的人知道。

从朋友晏欢那儿听完整个故事后,深圳市越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邓康延,决定成立一个摄制组,为赵振英拍摄一部纪录片。

几年来,这家民营纪录片公司制作了不少与远征军有关的纪录片,并屡屡在国际国内的纪录片展会上斩获各种奖项。在邓康延眼中,发生在赵振英身上的这些故事,实在是不可多得的纪录片题材。

 “无论是大历史还是个人命运,赵老都是过去那个时代的一个样本。”他这么解释自己的拍摄动机,“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二战老兵,都享受着国家丰厚的养老保障和无限的荣光,惟有在中国,老兵要独自艰难而顽强地走过生命中最后的日子。如果他们就这样被湮没,我们对不起历史,对不起自己的良知。”

20095月,在晏欢的安排下,美国人尼尔如约来到中国,晏欢带着摄制组,与他一同去了赵振英家。

宴欢(左)与尼尔(右)在交谈

起初,面对故人之子,赵振英略显拘谨。这个老兵只是用不太熟练的英语说道:“很高兴见到你。”尼尔却一下子将老人搂在怀里,哭泣起来。“你让我想起了我的父亲。”这个美国人说。

这次来中国,尼尔·葛顿南给赵振英带来了一件特殊的礼物——一对父亲留下的国民党军队的少校领章。冷静下来后,他把领章亲手戴在了这位老兵的领子上。

这是时隔60多年后,赵振英第一次见到代表着往日荣耀的证物。

随后,晏欢又与邓康延商量,让摄制组带着尼尔和赵振英,一起去一趟云南和四川。在这趟历时一个多月的行程中,晏欢欣喜地发现,在与那些旧日战场重逢之后,老人身上消失已久的军人英武之气,“好像慢慢地回来了”。

有一幕场景,深深刻在了晏欢的脑海里。

旅程的其中一站,是云南腾冲的国殇墓园。抗战胜利后,云南省政府在腾冲为反攻中阵亡的远征军将士修建了这处国家公墓。从来凤山小团坡的山脚至山顶,依编制密密地排列着9000多块阵亡将士的石头墓碑,碑上刻着每位烈士的姓名与军衔,在山顶上,还有一块大型纪念碑。

通往山顶的台阶很长,赵振英每走几步,就要停下来敬上一个军礼。晏欢劝老人,休息一会儿再往上走,赵振英却一直爬到了山顶。他告诉晏欢:“这些弟兄都是战死的英雄,很多人连名字都没留下,都在山顶的大碑里。我要是停下来休息,不是让他们看笑话么?”

那天与摄制组同去祭拜的,还有一个来自香港的警察代表团。在墓碑前三鞠躬后,年轻的警察们合唱起了《满江红》,赵振英也加入其中。合唱结束后,人们又向纪念碑集体敬礼致敬。

按照军衔来算,在场的人里,赵振英的职务最高,于是,这个昔日的少校营长,再一次拥有了“发号施令”的权力。

 “向英勇献身战胜敌人保卫祖国的英雄致敬!敬礼!”老兵一声令下,“叭”地一声,众人整齐划一地举起了右手。

那一刻,晏欢没控制住自己的眼泪。

尽管纪录片拍摄得很顺利,但晏欢心里始终有一个放不下的心愿。

无论是那张老照片,还是那个红色笔记本,都是约翰·葛顿南少校留下的遗物,作为儿子,尼尔当然想把父亲留下的这些遗物带回美国。但在晏欢看来,这些珍贵的文物应该留在中国。他多次向尼尔承诺,一定会为这些来自异乡的“宝贝”,找到一个最好的归宿。

在考虑了几天后,晏欢决定,将它们捐给位于四川成都大邑县的建川博物馆。这是中国民间资金投入最多、建设规模和展览面积最大、收藏内容最丰富的抗战博物馆。创办人樊建川,也被媒体称为“中国最有历史情怀的博物馆馆长”。

在樊建川眼中,由这张老照片和这个小红本引出的故事,“为观察那段历史提供了最为独特而富有意味的视角”。随后,在博物馆的援华美军馆里,他单独开辟了一个展厅,向观众展出这些珍贵的文物,在展厅的正中,树立着他为约翰·葛顿南少校定制的半身雕像。

 “请让我表达对你和你父亲的尊敬之情。”在得知约翰·葛顿南的故事之后,一个中国姑娘对尼尔说。

面对眼前发生的这一切,这个此前还半信半疑的美国人,显得无比激动

 “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朋友。”他感动地回答道。

而在这里,赵振英也获得了许久未有的尊重。

在建川博物馆的老兵手印广场上,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将这个老兵的手印放大了120%%,印在了一块高3.7米、宽2.4米的钢化玻璃上。

这个手印并不孤独。与它相伴的,是其余40多块钢化玻璃上的近4000只老兵手印。正是这些手,挡住了来势汹汹的日本军队,拯救了整个中华民族。如今,这些老兵的手印,固化成了钢化玻璃上的印记,也凝固成了一段历史。

在手印广场的不远处,还有一个樊建川设计的“壮士广场”。在这个10000平方米的广场上,陈列着215尊高2米的铁合金雕像。这个钢铁铸成的战阵里,有打响抗战第一枪的马占山,有卢沟桥抗敌的宋哲元,有毛泽东、朱德、周恩来、刘少奇……也有蒋介石、宋美龄、陈绍宽、张灵甫、孙立人……皆是抗战时期中华民族抵抗外侮的杰出代表。

晏欢带着赵振英,来到“壮士广场”。老人很快就从200多尊雕像里发现了自己的老长官——新六军军长廖耀湘。老人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,然后把一束鲜花放在了雕像面前。

接下来,晏欢问了赵振英一个长久以来一直藏在心里的问题:“如果知道后来会受这么多苦,你还会选择抗日吗?”

 “我不后悔。”老人回答得很干脆,“我尽到了一个中国人的责任,还一直活到了今天,我知足了。”

目送着老人,看着他步履蹒跚地走进了壮士广场,晏欢突然间产生了一种幻觉:这个拄着拐杖,背影佝偻的老人,与威武雄壮的铸铁战阵,仿佛融为了一体。

 “是英雄而不自知者,才是真英雄。”晏欢感叹道。

93岁的老兵重逢28岁的少校

四川之行结束后,人们都以为,赵振英的故事到这儿就该结束了。但接下来,又发生了一件“不可思议”的事情。

通过一个在美国的朋友,晏欢弄来了一卷美国人拍摄的南京受降仪式现场的纪录片。20094月的某个下午,摄制组的人聚在一起,想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资料,能够补充到即将拍摄完的片子里。

胶片无声地转动着,重现着南京受降的种种细节。人们看到,在赵老此前描述过的裹着蓝白相间布条的旗杆下,那些全副武装的士兵的面孔,在镜头里依次闪过。

突然间,镜头里出现一个年轻英俊的中国军官的面部特写,足足有四五秒钟,他侧对着镜头,像是在给士兵们训话。之后,他的正脸转向了镜头。

摄制组的人与赵振英已经相处了很长时间,老人年轻时候的相貌,他们看过相片,也都记在心里。在沉默了一会儿后,人们突然异口同声地大喊起来:“天啊!这不是赵老吗?”

 “异国影像上保存的这张面孔,正是我们一直苦苦寻找的东西。”事后,邓康延感慨道,“在宏大的历史面前,个体是那么渺小无力,但人性中的勇气与坚韧,将穿越浩淼的时空,永远被后代铭记。”

201097日,这天晚上,像往常一样,赵振英煮了一碗馄饨当晚饭。吃过饭后,在昏暗的灯光下,老人躺在床上看了一会儿电视,不到9时,他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

65年前的194598日,28岁的少校营长赵振英终夜未眠,他与团长王启瑞在团部开了一夜的会,商量第二天的会场警戒工作。散会后,他不放心,又到礼堂内外巡视了一番。举目望去,在头顶晴朗的天幕中,无数的星星在闪耀。

几个小时后,等到太阳升起,这个少校和他的士兵们,就要精神抖擞地踏入会场,见证他们一生中最值得铭记的荣耀。

作于2009